由钱塘江渡口，一直到武康龙溪庄园，虽然一路同行，沈哲子与虞潭却没有太多交流的机会。
倒不是虞潭刻意冷落疏远，而是此老终日于车驾上整理阅读关于晒盐法的记载，即便途中留宿用餐，也是匆匆。偶尔与其掾属中家内经营煮盐者商讨时下制盐之法与晒盐法的优劣，可见其心内对于这新技法的重视。
沈哲子通过那老者透露出两种晒盐法，一种即就是盐板晒盐，另一种则是盐田晒盐。
前一种适宜于小户经营，只要在濒海之地，刮取盐泥，灌卤、淋卤之类小心操作，一户之家可制数块盐板，只要有阳光，就能源源不断产出食盐。而且这样获得的盐品质不低，可以直接食用。
后一种则适合大规模生产，直接在海滩建池蓄水，随着海水水分蒸发，次第将海水引入不同卤池中，晾晒出浓度极高的卤水，灌入结晶池，最终将盐晒出来。但这种大规模操作，因为缺少煮沸环节，最终获得的盐杂质不少，只能算是粗盐。想要提纯的话，还要进行二次加工。
与煮盐法相比，晒盐法最主要的便利就是节省大量燃料消耗，省工省力，成本节约，产量却能得到大幅度提升。至于缺点，则是受限于天气，一旦阴雨连绵，将终日无所产出，造成盐荒。但仅仅只是夏日几月的时间，产量就能超过旧法一年的辛勤劳动。
无论怎么比较，相对于煮盐法，晒盐法都是一个进步。
相对于将这技术封锁作为自家牟利工具，沈哲子觉得，将之推及濒海收获更大。制盐也是一个人力消耗极大的产业，沈家眼下已是劳力荒，纵使有技术，也无法投入大量人力进行大规模生产。
而若将技术推广出去，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沈家经营会稽意义不小。
民皆逐利投往濒海，更有助于沈家对舟山的开发，效果远好于老爹以政令将人强逐投海，从而对会稽形成更强力的控制。其次可以缓解会稽内陆开发的矛盾，减少本地人对于引侨人南下垦荒的抵触阻力。
第三就是能够增加大量的赋税，盐板、盐田都是新增的生产资料，还不像土地一样各家据地自肥，郡府可以快速登籍造册，掌握更大的赋税来源，效果肯定远胜于强硬推行土断。
这些意义，每一个都比沈氏一家单纯垄断晒盐收获要大得多。沈哲子不是良善之人，想要支持北伐，凭朝廷的赋税收入根本不可能维持太久，而且他也根本不相信那些南北高门。只有自己掌握庞大财源，才能获得更大主动权。
所以，推行晒盐法之后，对会稽的经营便要提到新的高度，哪怕无所不用其极，都要将这三吴腹心握在自己手中。
虞潭对于晒盐法的重视，还要超过沈哲子的预期，可见其立事功之心迫切。
接触的时人越多，沈哲子就越发现，后世言及东晋，必称玄虚无为，其实颇有些以偏概全。最起码在这东晋初年，山河动荡，社稷未稳，时下人还是不乏任事之心的，无论为家族还是为社稷，各自格局不论，但确实不乏尝试。
出世的洒脱，入世的艰难，几乎在每一个时人心内焦灼对抗。
真正流于完全玄谈无为成为舆论主导，应该是到了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永和年间。南渡老人泰半去世，各家子弟耽于现状，又无才能。但即便是在那个时期，仍有谯国桓氏异军突起，屡屡对北方用兵。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道，任何单一的标签似乎都有失公允。
譬如同行的虞潭，六十老叟仍要奔波任上，其目的和节操不必细论，只要行为能够为世人带来好的影响，就是值得肯定的。
人至察则无徒，这是一个居上位者该有的认识和特质。沈哲子虽然还未上位，但早已经以预备役而自居，觉得自己应该大肚能容，让不同人才在他的格局内各逞其能。
到了武康时，虞潭亲自前往沈氏老宅拜会族中长者，他已成此地郡守，无论如何都要对沈家这吴兴土豪释放善意。况且，其本身已经与沈充有了默契，彼此同盟，不再针锋相对。
沈家对虞潭态度也友善，赠送大笔安家财货，其实就是将虞家不久前在会稽补给沈充的安家费再转手还给虞潭，异地存取，省了运费。
同时，沈家从吴兴郡府划出的千余吏户，也都尽数归还。这是沈哲子的意思，如此一来可以敦促会稽方面虞家快点归还吏户、军户，二来则将严家凸显出来。
严氏对人丁的贪婪毋庸置疑，尤其郡府吏户这种白给的劳动力，所荫占之数比沈家只多不少。毕竟在没有太守这几年里，严平作为郡长史，已经是吴兴郡府最高官位。让他家主动归还这一部分丁口，难度颇大。
虞潭也颇给沈家面子，甚至还在沈氏族学内逗留几日，为沈家子弟讲授经义。这在时下而言，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示好之举，会让沈家清望再有攀升。
回庄后，沈哲子第一时间找到钱凤，将父子两人合谋对钱凤交待清楚。
钱凤听完后，眸子不禁大亮，赞叹道：“盐业暴利，人皆慕之。以晒盐而代煮盐，不吝惊天变革，直接毁掉严氏立家之基。虞使君若要在郡内大行此法，必与严氏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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