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轩看着眼前众儒生嗡然骚动，群情愤慨，却依然是面色平静，淡定如常。
《尚书》是五经之首，是儒家的核心经典。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之书的意思，传说是源自于上古时的《三坟五典》。
不过《尚书》有古今文之分。
今文尚书是大秦博士伏胜在汉初的时候口授，共二十八篇。
古文尚书，据说是景帝之子鲁王刘余，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面挖出来的，比今文尚书要多出二十五篇。
之后恰逢五胡乱华，文籍丧失，今、古文都散亡，连朝廷篆刻的石经也遭破坏。于是东夏（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被列为《五经正义》。
可在后世，《古文尚书》已经被证伪。
尤其是后世《清华简》出世之后，《古文尚书》系伪造一事已经板上钉钉。
而郑玄，马融都是汉末时代的经学家，古文尚书学派的大儒。
李轩对于这两个人倒是没有意见，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打击儒门的‘崇古派’，为日后推广自己的学问铺路。
儒人推崇‘三代之治’，想要‘法古’，是由至圣先师而始，到王莽的时候发展到一个高峰。
王莽打着‘法古’的名义推行变法，而他的好友刘歆则配合鼓吹三代之治。
而刘歆正是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编撰了西汉之后儒家的绝大多数经文典籍。
王莽的新朝虽然灭亡，可刘歆由于晚年悔悟，谋诛王莽，事泄自杀，他留下的经典与学问却被传承了下来，遗留至今。
儒门发展至今，崇古的风气愈演愈烈。
可这种风气，无疑是不利于李轩推广新学的。
李轩是立志要做一个新圣人，以垂范后世儒人，保卫自己的变法果实与政治遗产的。
可如果大家都去崇古去了，去羡慕三代之治去了，那么置他这个新圣人于何地？
后世人还要不要听他的学问，学他的《几何》，《数学》与《物理》？会不会打着法古的名义将之废黜？
所以‘古文经学’这一学派与经典，李轩势必得将之扫入垃圾堆。
只有打倒了旧的偶像，新的偶像才能立起来。
哪怕因此动摇理学根基，李轩也在所不惜。
这其实是与虞子的理学一脉相乘，虞子之学虽然也有许多是古文经学的内容，可这位亚圣也意识到了古文经学是伪作，所著经书大多都偏向于今文。
唯独古文经学倒下之后，理学的部分经义需要重构，这却正合李轩心意。
而李轩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将刘歆，贾逵，郑玄，马融等等古文经学的大儒，从文庙中排除出去。
至于谷梁赤，传闻是《谷梁春秋》的著作者。
《春秋》是孔子著述，后有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人分别在《春秋》的基础上做了阐释与补充。
而刘向，蔡千秋，则是谷梁学派的大儒，也同样在后世获得了配享文庙的资格。
李轩对《谷梁春秋》的厌恶，还更在古文经学之上。
这是儒家崇尚‘亲亲相隐’的根源，强调礼乐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处处突出君主的绝对权威。
他们主张必须严格贵贱尊卑之别，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对于君王与贵人却不加任何限制。
据李轩所知，后世大清入主中原，《谷梁春秋》倍受推崇。
皇帝说‘治统在于朕，道统亦在于朕’，奴臣说‘主子永远是主子，奴才永远是奴才’。
他们还推崇强调宗法情谊，至圣先师虽然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可《公羊春秋》与《左氏春秋》还是认可大义灭亲的，谷梁春秋却认为这不合礼法。
历代大儒将‘亲亲相隐’用于决狱，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公示，就是西汉宣帝年，《谷梁春秋》大兴之后。
也就是从这个年代开始，世家门阀开始兴盛，地方间的宗族势力崛起。
而如今大晋皇权不能下乡，宗法胜于律法，这对李轩来说，无疑是没法接受的。
这还关系到未来他能否将那数千万女性劳动力，从乡间解放出来的问题。
所以《谷梁春秋》必须是伪学，自谷梁赤以下一切谷梁学派的宗师，都不能配享于文庙之内。
李轩认为这是伪儒之始，深通恶绝。
“汾阳王此言谵妄！”
人群中，那位白发老儒气得倒仰：“古文尚书传世万载，载德治之要诣，是万世之道统，百代之垂范，怎么可能是伪学？即便你是当代理学护法，也不能轻侮。”
那些大儒也都是错愕之余，怒不可遏。那些年轻学子们，就更加的暴跳如雷。
“汾阳王之意，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学的《尚书》都是假的吗？”
“岂有此理？《古文尚书》可是至圣先师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献于大汉天子的，怎么可能是伪作？”
“汾阳王这是想要推崇今文吗？然则今文尚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你也配当理学护法？这是想要掘我理学的根基吗？”
“万世之道统，百代之垂范？”李轩眼中掠过些许不耐之意，他手按腰刀，瞬时一股恢弘意势，横扫全场，竟使得在场诸多儒人与儒生都无法言语。
那白发老儒却是例外，他硬顶着李轩的刀意威压，怒声质询:“汾阳王这是要以力服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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