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南越很多权贵高官的意识中，并没有把与海汉的战争提升到国力比拼的程度，大多数人还是把海汉当成了大明琼州岛上的民间地方武装看待，甚至有不少人还认为海汉只是一支实力比较强悍的海盗而已。尽管在与海汉的交锋中一次次地失利，但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还是简单地将战场上的失利归结于单纯的武器落后，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手在战争背后所蕴藏的可怕实力。
去年阮经贵到胜利港与海汉执委会和谈的时候，其实已经从这里的繁荣景象意识到了海汉可不仅仅只是普通的民间武装，更不是以劫掠为生的海盗组织，这个团体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大明境内的国中之国，不但有自己的官僚体系、法律制度和武装力量，而且也有非常清晰的战略发展规划。但那时候阮经贵与海汉人的接触还多是流于表面，并没有现在这样深刻的感受。
南越朝廷的国土面积和臣民数量都数十倍于海汉，而且还是主场作战，然而在海汉民团的犀利攻势面前却一败再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国”优势，这其中的原因在战后也成为了像阮经贵这样的南越移民时常反思的问题。直到施耐德带着他一点一点地认识海汉这个团体的真正面貌，阮经贵才赫然发现以前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低估了海汉的真正实力。
在“海汉”这个招牌后面，除了以执委会为首的智囊团和数万听命于执委会的海汉归化民之外，还有数十家来自琼州岛、两广、福建甚至安南北部等地的大商家在源源不断地为其输送物资和各种专业人员，而在这些人背后还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将这些区域内大部分的豪门富户，官商权贵都拖入了这张利益大网当中，成为了海汉人或明或暗的后盾。
虽然这种利益输送是双向的，但毫无疑问海汉人从中的收益更大，他们正是凭借着这些日益牢固的贸易关系，在短短两年中便从一群不知名的海外来客发展成为南海地区一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势力。而从阮经贵现在所了解到的情况看来，海汉人可不仅仅只是满足于简单地做做生意而已，他们现在通过贸易向外推广商品、金融制度、技术标准、文化观念等等，同时引进移民，不断地建立海外据点，这些发展措施和策略正在把海汉的势力范围不断地扩张和加固，逐步在形成一个规模比海汉更大的利益集团。
加上归化民才仅仅几万人的海汉其实并不算可怕，但时至今日，这个由海汉主导的利益集团中已经出现了大明和安南两个大块头的名字，南海地区就没人能够轻易撼动这个团体的位置了。
至于海汉人将这些外部势力拉入自家阵营的手段，阮经贵也算是亲眼见识到了，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利益捆绑。海汉人卓越的商业才能早已经得到了事实证明，能跟精于商业运营的海汉人一起赚大钱，没有哪个正常人会拒绝这样的机会。巨大的商业利益让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海汉各种“大逆不道”的举动，不断地将更多的人力和资源投入到与海汉的合作项目中，甚至还在海汉军委的协助之下组建了众多的民间武装。到现在谁要是想动海汉，就得连同着撬动大明东南沿海连同安南北部广大地域内一大批特权阶级的利益，这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商业合作的范畴。
这些外部力量给海汉带来了各种生产原料、生活物资，以及充足的劳动力，为海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条件，南越朝廷输给海汉，不仅仅是因为海汉民团的战斗力太强悍，更是输给了其背后的庞大利益集团。说得夸张一点，这场战争的实施者是海汉，但实质上几乎就是海汉、大明、北越和葡萄牙四支力量联合起来在坑南越，如果南越还能扛得下来那才是稀奇了。
想明白了这中间的利益纠葛之后，阮经贵反而觉得心态比以前坦然了。如果是单纯的战不过对手，那失败这方多少都还有些不服的情绪，但事实是双方的实力水平存在着全方位的差距，南越朝廷的覆灭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战场上的运气不佳或是将士作战不力，战争的胜败，其实早在双方开战之前就已经有了定论。
李奈三下五除二把一叠协议文书全都签了字，然后便递给了施耐德。施耐德也同样没有慢慢去翻看，顺手就递给了阮经贵道：“先装起来。三公子，晚上在胜利堡有个由我们商务部主办的餐会，内容是向我大明的海商介绍在安南建设新港口的事宜，你务必要赏脸啊！”
“既然是施总发话，这个面子小弟肯定是要给的。”李奈笑嘻嘻地应道。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还有几家要去拜访，晚点我让人来这边接你。”施耐德起身与李奈话别，阮经贵也赶紧拎着公文箱站了起来。
两人从“福瑞丰”的铺子出来之后，接着又去拜访了几家商铺，无一例外都是外来行商所开设的铺子。让阮经贵略微有些奇怪的是，施耐德与这些店铺的老板也好，掌柜也好，商谈的内容中几乎极少涉及到具体的交易项目和银钱往来数字，都是喝喝茶，闲聊一阵，谈论最近的经营方向和市场行情，甚至是一些与生意根本不相关的话题。如果不是知道施耐德的身份，阮经贵真的会认为他就是一个到处找人聊天的闲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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