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曾家岩官邸。
老蒋静静地听着戴笠的汇报，一言不发。
“委座，戴局长刚刚所说的，您不得不提防，小心真替他人做了嫁衣。”说话的是林蔚，近一段时间，陈布雷因为身体的原因，被老蒋送去休养，以前时刻被陈布雷压上一头的他，终于是能够扬眉吐气。
“委座，刘文智已经叛逃到新四军，霍山全境实质都掌控在那边手上，不管孙玉民出于什么考虑，都绝不应该把他亲生女儿送去霍山。”有人帮着说话，戴笠自然要趁热打铁。
赵雷带着刚楞子把小初九、陈莱安全地送到了扁担石，可没想到，被潜伏着的军统特务给发现，这还不算，得知赵雷到来，新四军江北支队的两个领导特意过来相见，全被这个特务看在眼里。
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军统特务本是个小人物，一直没有往外送出过情报，也就一直没有暴露。探知赵雷是十二军政治部主任，而那个被送来的小女孩是孙玉民的亲生女儿后，他连夜跑去了立煌，找到了军统在立煌的负责人，把这一消息报了上来，这一下，不仅戴笠知道了，连李品仙也同样知道了孙玉民把女儿送到新四军，而十二军的政治主任私会新四军高官。
国共虽然尚处在合作期间，但因为“皖南事变”事件的影响，新四军早已被老蒋宣布为“叛军”，这两年，李品仙部不断地和新四军有摩擦，也使得不管是老蒋，还是李品仙等人一直对新四军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吞并，可是他们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来一个“皖南事变”之类的事情，所以即使是恨得牙痒痒，他们也只敢在背地里使使坏，不敢公然表露什么。
出于这些原因，老蒋和李品仙他们对同新四军有来往的，一直都是往死里打压，所以不管是地方乡绅还是国府高层，没人敢和新四军沾边。
戴笠他们这些人上次没能搬倒孙玉民，反而还被他反将了一军，使得他们耿耿于怀许久，都视为生平的“奇耻大辱”，无时不刻地在寻找着机会再度下手，现在听到说孙玉民居然把至亲之人送到新四军那边，顿觉机会来临，便一个个义愤填膺，结伙到老蒋面前来捅刀子。
老蒋其实不大相信孙玉民会如此光明正大地“通共”，可是戴笠他们的言之凿凿，和自己本性的多疑，让他不由得又开始摇摆起来。
“你们说玉民把女儿送去了霍山，除去你派去潜伏在那边的卧底的片面之言外，还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长沙的事情还枥枥在目，即使是现在有了疑惑，老蒋还是谨慎地问了一句。
其实也由不得他不慎重，湖南战事正如火如荼，除去孙玉民部重创了西路日军外，其余的国军一路败退，简直是把老蒋的脸都丢尽了，连同盟国的盟友都在指责他和重庆政府，如果现在还对唯一能震慑日军的将领横加罪名，将要面对多大的国内外压力，老蒋想想都觉得心有余悸。
这个时间段里，由于豫中会战的惨败，而后又是长沙会战国军部队的全面溃败，同盟国首脑特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老蒋信心尽失，他甚至提出将中国军队交于美军远东总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来指挥。
老蒋既不敢断然拒绝罗斯福的这一想法，因为毕竟还要靠着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助和贷款，又不愿意把中国政府抗击日寇侵略的大业交由一个外国人来完成，更不愿意把对国军部队的完全控制权拱手相让，哪怕是这人并不会对自己的统治地位产生大的影响。老蒋本来就生性多疑，在某些方面也有些忧郁寡断，但对于核心利益，他却是寸步不让，在得知罗斯福的这个意向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
当夜，他就召集了何应钦等一干之腹重臣商议之后，老蒋绝定实行商议过后的决议，那就是无限期、想方设法地拖延。他致电回复罗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毕竟牵涉众大，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做就做的。同时，老蒋又致电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电文上说：中国战局并未像阁下在各地所得报告上所说的危险与绝望，余当能以今后之事实，表现证明！”
老蒋的这两封电报，一方面表现出了他的延缓决心，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他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到了衡阳之战上。可现在，仗还未打完，戴笠又弄出来个孙玉民通共的事情，这让他如何不头疼和心烦，又如何让他不慎重再慎重？
罗斯福提出的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史迪威，是因为中国战场上的战局危机而提出，老蒋当然明白，此事能否拖缓下去，并不取决于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取决于战局能否取得关键性的突破，而这个突破目前只能寄希望于湖南的战事，寄希望于薛岳九战区能长点志气，打个大胜仗，但是这一段期间的战报，无一不是败退的消息，惟独长了点脸面的就是孙玉民部打的益阳和宁乡、湘乡两仗。
老蒋明确向美方提出的口头承诺：余当能以今后事实，表现证明。
可怎么样去证明呢？现今中国战场的作战中心集中在衡阳，因此史迪威夺权的问题能否拖到无果而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胜负，而衡阳一战的胜负，全系于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一身，九战区能不能打赢这个翻身仗，毫不夸张地说，真的要看第十军方先觉和十二军孙玉民打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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